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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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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黄时鉴 龚缨晏
本文对英国学者吴芳思因马可·波罗游记中未提到长城等中国事物而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观点进行了辩驳。文章认为，修建于秦汉时期的长城，至魏晋以后已失去了标志疆界和防御外敌的作用。到了元朝，长城建筑已破败不堪。元代以前，长城在欧洲根本不为人知，更谈不上是中国的重要象征。因此，马可·波罗书中未提长城是很正常的事情。长城被当做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是从明代才开始的。作者强调，要说明马可·波罗为什么会“漏写”一些关于中国的事物，首先必须考察这些事物在当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已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标志，是不是引起外来旅行者的特别注意。只有在进行这样的考察后，才能合理解决所谓“漏写”问题。
作者黄时鉴，1935年生，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龚缨晏，1961年生，杭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700年前，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的一座监狱中讲述他在东方的所见所闻，同狱的作家鲁思梯切洛将他的口述笔录成书。这本在中国被译作《马可·波罗行纪》的著作为当时的欧洲“提供了关于东方的最广泛、最权威的报道”1，流传极广，到了本世纪70年代末，“世界各种文字的译本已在120种以上”2。同时，这本充满夸张笔调的著作也使许多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认为马可·波罗并没有到过中国，他所说的内容都是根据某些道听途说而编造出来的。19世纪末以来，经过英国学者玉尔、波伊勒、法国学者伯希和、我国学者杨志玖和美国学者柯立甫等人的深入研究，许多问题已得到合理的说明。但是，本世纪中期以后，仍不断有人对《马可·波罗行纪》的真实性提出种种怀疑，如60年代德国的福赫伯（Herbert Franke）、70年代美国的海格尔（John W.Haeger）、80年代英国的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对此，国内外一些学者发表文章进行了答复3。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执著地坚持怀疑论的立场，90年代的代表当推英国图书馆的中文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她于1995年出版了题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著作，此书最近已被译成中文出版4。
在具体的论证上，怀疑论者的一个主要论据是：由于马可·波罗没有提到一些被认为是中国所特有的事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茶、长城和女子缠足等，所以马可·波罗不可能到过中国。这就是吴芳思所说的马可·波罗的“漏写”问题。在这些所谓“漏写”了的事物中，吴芳思认为长城是“很能说明问题的”5，为此她特地列出一章进行专门的论述。这样，本文就以长城为主要事例对“漏写”问题作一探讨。
一
为了便于展开讨论，我们先回顾一下到元代为止的长城建筑史。中国开始修筑长城是在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代，当时的秦、赵、燕等国都曾建造长城6。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原来的战国长城进行利用改造，修建了一道“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7的宏伟防御线。汉朝为了抵御匈奴的入侵，对长城十分重视，特别是汉武帝时代，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秦汉长城东起辽宁阜新县以北，西至玉门关，而烽燧则一直延续到罗布泊。整条长城可以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三大部分，其中东西两段变化不大，中段的位置较为复杂，可以分为三条：“一条自甘肃经宁夏、陕北至内蒙古黄河南岸。第二条位置稍北，在河套以北、阴山南麓。第三条位置在最北，西接居延，横在阴山山脉以北。”8
到了东汉，匈奴等北方民族势力不断强大，并入侵到秦汉长城以内居住，秦汉长城这道对北方民族的防御线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之中，北方民族纷纷迁入原秦汉长城以南地区，有的还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时期的北魏、北齐、北周等国也曾修造过长城，但由于这些国家疆域有限，国祚短暂，所以它们所建的长城规模不大，线路不长，而且都位于秦汉长城以内地区。隋代虽然多次修建长城，但“多属对旧有长城之修整，增筑者少，工程规模较秦汉小得多”9。
唐朝国力强盛，版图西抵阿姆河流域，北至贝加尔湖，疆域大大超出秦汉时期，以前历代所筑的长城都已失去了标志疆界和防御外敌的作用。只是在北方的极个别地方，曾修过长城，如《通典》所记：“妫川郡……北至张说新筑长城九十里，……西北到新长城为界，三百八十里。”10宋代仅仅承袭五代十国的规模，所辖疆域已在原来秦汉长城乃至北朝长城的以南地区，而秦汉长城则在辽、金境内，宋和辽、金的统治者当然都不可能去修缮这条长城。
金朝兴起后，为了防止蒙古族的入侵，曾修筑过一条漫长的军事防御线，这条防御线通常被称作“金界壕”（也有人称之为“金长城”）。但金界壕主要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它的东端起点约在莫力达瓦旗的尼尔基镇北8公里处，沿兴安岭、阴山向西南至现在呼和浩特附近的庙沟11。
金界壕未能阻挡得住蒙古的扩张。蒙古不仅灭亡了金朝，而且还统一了中国，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庞大帝国。蒙古本来是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过去中原王朝建立长城就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蒙古族统治中原后，原来的长城位于蒙古帝国的内腹之中，蒙古的统治者自然就“没有修筑万里长城的必要。相反地，万里长城对于元朝的统治，还造成一定的障碍。所以终元之世，找不出任何关于修筑长城的记载”12。元朝只是对个别的重要关隘（如居庸关）加以修整而已。
马可·波罗正是在蒙元时代来到中国的。下面我们就要讨论，他在入华以后能否见到长城？他所能见到的长城会是什么样的？
二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马可·波罗来华与离华的线路已基本上可以确定13。他在抵达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以后，沿着丝路南道到了罗布泊，然后经沙州（今甘肃敦煌），沿河西走廊东行，过天德军抵达元上都，再到大都。如果将马可·波罗的这条入华路线与元代之前的中国长城线路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他至少在两个地方有可能见到长城：一个是在西部的敦煌地区，另一个是在从上都到大都的旅途上。在河套平原，也有一些长城遗址，如唐代的贾耽曾记：“又经故后魏沃野镇城，傍金河，过古长城，九十二里至吐俱麟川。”14但由于马可·波罗在河套平原的具体旅行路线难以弄清15，我们暂且撇开不论。那么，元代时候，在敦煌一带和在从上都到大都的道路上所能见到的长城是什么样的呢？
先来看一看敦煌一带。马可·波罗入华时，敦煌地区的长城，即秦汉长城的西端，早已荒废。近年的考古发掘表明，敦煌马圈湾的汉代烽燧在王莽时期即已全部废弃16。到了唐代，连汉代名关玉门关的关址都已不能确定17。唐代敦煌文书说：“长城，在州北（其城）六十三里，正西入碛，前汉所置，北入伊州界”18，“长城，州北西六十三里。塞城，州东五十四里”19。《沙州都督府图经》在讲到沙州的“四所古城”时说得更加详细：
古长城，高八尺，（其）［基］阔一丈，上阔四尺。
右在州北六十三里。东至阶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乐县界。西至曲泽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碛，接石城界。按《匈奴传》汉武帝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于乌孙北为塞，以益广（因）［田］。汉元帝竟宁元年，侯应对词曰：孝武出军征伐，建塞起亭，遂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即此长城也。
古塞城。
右周回州境，东在城东五里，西在城西十五里，南在州城南七里，北在州城北五里。据《汉书》，武帝元鼎六年，将军赵破奴出（合）［令］居，析酒泉置敦煌郡。此即辟土疆，立城郭，在汉武帝时。又元帝竟宁，单于来朝，上书愿保塞和亲，请罢边戍。郎中侯应以为不可，曰：“孝武出军征伐，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边境少安。起塞已来，百有余年。”据此词即元鼎六年筑。至西凉王李建初十一年又修，以备南羌北虏。其城破坏，（其）［基］址见存。20
敦煌文书所说的“长城”、“塞城”都是秦汉长城的组成部分。东汉灭亡以后，虽然人们也曾利用过秦汉长城的某些片段加以修缮21，但从整体上说这条长城已经荒废，成了残破的古迹。而且，在那时，长城并没有被看做是一个延绵万里的统一整体，也没有被看做是特别重要的古迹。如敦煌文书中有《敦煌古迹二十咏》，其中就没有提到长城，只有一首《阳关戍》记述了阳关这座“废关”：“万里通西域，千秋上有名，平沙迷旧路，眢井（隐）［引］前［程］，马（素）［色］无人问，晨鸡吏不听，遥瞻废关下，昼夜复谁扃。”22唐朝灭亡后，后晋曾于938年向西域派出一个正式使团，其要员高居诲在记述他所路过的敦煌时，也提到了阳关等名胜，但同样没有说及长城23。宋辽之后，阳关这座唐代的“废关”“终于被流沙吞没”了24。如果在元代的敦煌列出一份名胜表，阳关恐怕就榜上无名。
公元11世纪，敦煌处在西夏的统治下。当时，辽宋与西域的交通往往不能通过西夏统治下的河西走廊，而是经由草原之路、居延路或青海路，敦煌昔日的东西交通枢纽地位有所削弱。即使到了元代，虽然河西走廊又成为东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但“由于陆路东西交通路线的逐渐增多，从前由陆路进入汉地，必须经由沙州的时代终于改变了”25。元代名臣耶律楚材在讲到蒙古军队灭亡西夏时说：“沙州、瓜州，汉所置也。”26我们不知道他在说这句话时有没有想到汉代在敦煌所筑的长城，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元代所见到的秦汉长城遗址一定比唐代所见到的更加残破。
下面，再让我们对连接上都到大都的道路作一番考察。元代从上都到大都的主要通道有四27，往来于这些通道上的各类人员数量很多，为我们留下了不少记述，其中有些就提到了长城。
早在元代两都制确立之前，张德辉在奉元世祖之召北上漠北的途中，见到在鱼儿泊“之西北，行四驿，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尽，亦前朝所筑之外堡也”28。这里所说的“前朝”即金朝，他所看到的实际上是金界壕。略晚于张德辉北行的王恽也说：“二十七日戊子，次新桓州，西南十里外，南北界壕尚宛然也。”29在元代，此金界壕又作“界墙”，如郝经曾写过一首题为《界墙雪》的长诗，吟道：“可笑嬴秦初，更叹金源末，直将一土，欲把万里遏。”30
在马可·波罗时代，郝经大概是提到长城最多的一位作家，在他的《陵川集》中，明确提到长城的诗作不下5篇。其《白沟行》说：“西风易水长城道，老泞查牙马颠倒；岸浅桥横路欲平，重向荒寒问遗老。”31其《化城行》说：“霜净沙干雁鹜鸣，路傍但见棘与荆，有惨淡万古情，人间城郭几废兴，一聚散皆化城。君不见，始皇万里城长城，人土并筑顽如水；屈丐按剑将土蒸，坚能砺刀草不生。”32更有一首诗的标题就是《古长城吟》：“长城万里长，半是秦人骨，一从饮河复饮江，长城更无饮马窟；金人又筑三道城，城南尽是金人骨。君不见，城头落日风沙黄，北人长笑南人哭。为告后人休筑城，三代有道无长城。”33除了郝经，还有一些元代名人吟咏长城，如黄的诗作《榆林》：“崇崇道旁土，云是古长城；却寻长城窟，饮马水不腥。斯人亦何幸，生时属休明；向来边陲地，今见风尘清。禾黍被行路，牛羊散郊；儒臣忝载笔，帝力猗难名。”34
在元代的地理学文献中，也有关于长城的一些记述，如《元一统志》卷一在讲到上都路的古迹时说：“按《山林地志集略》云：望云县有古长城，六国时在此。唐长城广袤接于枪杆山岭，在奉圣州之东六十里。”在讲到太原路的古迹时说：“古长城（在管州）。在州东七十里下马城东北。又从东北朔州界，入岚谷县界六十里，过西九十里入岚州，经合河县，即秦之长城也”；“古长城（在岚州）。从岚谷县东北朔州界，经本州岚谷县界六十里，入岚州及合河县界，即秦之长城也。”
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元朝之前，中国确实多次建造过长城。但是，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除了极个别的关隘被人们加以修缮利用外，长城的绝大部分都已成为荒芜的遗址。长城只是作为古迹，从而和一些古寺废庙一起出现在元人诗文和地理文献之中。我们注意到，元人在记述古长城时，有如下的特点：一、只是将长城当做荒废的古迹来看待，而且有时将历代长城混为一谈；二、侧重于描述当年筑城的悲苦，或感叹长城并不能阻挡外敌入侵和王朝兴废；三、有时借长城废弃、边陲清明的景象来歌颂元朝的大一统；四、往往是在当地人告知以后，他们才认识到所见的遗址是古长城，进而发思古之幽情。显而易见，在元人看来，长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更没有将长城看做是中国的一个主要象征。
在上述这种历史背景下，像马可·波罗这样一位不懂汉语的欧洲人进入中国后，当他行经长城遗址时，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才有可能意识到他所见到的正是长城。一个条件是，在入华之前他已经知道中国有条长城；另一个条件是，在他的同行者中有精通中国历史文化的人告诉他这就是长城。然而，第一个条件显然是不存在的，在马可·波罗之前，欧洲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部著作中提到过长城。第二个条件也难以成立，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表明马可·波罗曾有这样一位同行者。因此，我们认为，马可·波罗入华以后有可能见到长城遗址，但是，他即使见到了它，也并不见得会知道这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长城。
总而言之，在马可·波罗时代，长城在欧洲不为人知，即使在中国也不是人们普遍重视的主要景物，更谈不上是中国的重要象征。这样，马可·波罗没有提到长城，乃是合乎情理的、很正常的事情。
三
长城被看做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是从明代开始的。明朝建立后，对北方的防御十分重视。整个明代，几乎没有中断过对长城的修建。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是中国“现存历代长城遗迹中最完整、最坚固、最雄伟的实物”35。
也就在明朝正德年间，欧洲人开始来到中国沿海活动。从此，中国与欧洲有了日益频繁的直接交往。通过亲自观察以及研究中文著述，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加深。
1549年，一批在中国沿海从事走私贸易的葡萄牙人被明军俘获，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中国南方度过几年的囚徒生活。后来，有个叫伯来拉（Galeote Pereira）的人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成著作，即《中国报道》。在这部著作中，伯来拉只是说鞑靼“与中国为邻，这两国之间有大山分开”36。但是，另一个在中国做了6年囚徒的匿名传教士却在《中国报道，一个在那里当过六年俘囚的可敬的人，在马六甲神学院向神父教师贝唆尔（Belchior）讲述》中这样说道：
在中国与鞑靼交界的边境上，有一座极其坚固的城墙，它的长度可以让人走上一个月，皇帝将大量的士兵安置在堡垒中。当城墙修筑到高山处时，他们就对高山进行劈削加工，从而使高山能作为城墙的组成部分而保留下来，因为鞑靼人非常勇敢，且精于战争。当我们在做囚徒时，他们曾冲破此城墙，进入中国内地达一个半月路程远的地方。但由于中国皇帝准备了大量的军队，这些军队有精巧的装备（中国人擅长此道），赶走了骑马作战的鞑靼人。由于鞑靼的马匹越来越疲乏饥饿，一个中国军官命令将大量的豆子撒在田野上，这样，那些饥饿至极的马匹再也不听主人的使唤而来吃豆子。于是，中国皇帝的军队就将他们打得大溃而归。现在，城墙上监守严密。37
这个匿名传教士讲述的时间是1554年，此报告最早在里斯本用西班牙文刊印的时间是1555年。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欧洲人关于长城的最早记述。
1563年，曾在印度生活过的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Joao de Barros）在他的《第三十年》中说，在一幅关于中国的“完整地图中绘有此城墙，据说此地图系中国人所作，上面形象地表示所有山河城镇，标出其中文名称。……而在我们获得此地图以前，我们也已得到一小卷宇宙志著作，附有一些标明地貌和注明旅程的地图。上面即使没有绘出此城墙，但我们已得知它的信息。而且我们原来从它们那里知道的是，此城墙不完全是连绵不绝的，仅仅是建在某些险峻山脉的关口。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他们如何将它绘成延绵的整体，在这一点上我们大为惊奇”38。巴洛斯还认为，中国的长城当在北纬43度到北纬45度之间，并指出中国人修筑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防御鞑靼人的入侵39。
1570年，克路士（Gaspar da Cruz）的《中国志》出版，作者曾在中国沿海活动过几个月。该书这样叙述长城：“一般肯定说，在中国人和鞑靼人之间有一道100里格长的墙，有人说它超过100里格”；“据说这道长城不是连续的，其间被一些山脉和山头隔断，一位波斯主人向我肯定说，波斯某些地区也有类似的工程，中间也隔着山头和山脉。”40
1575年，以传教士拉达（Martin de Rada）为首的一个西班牙使团来到中国，在福建逗留了两个月，并携带大量中文图书返回马尼拉。拉达后来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写成报告，他这样描述：“［中国］北面是一道雄伟的边墙，那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工程之一。它必定有差不多700里格长，7高，底部6宽，顶部3，而据他们说全盖上瓦。根据他们史书说，这道边墙是将近1800年前由秦始皇所建。”41
与巴洛斯、克路士等人相比，拉达明显地更了解中国的历史，更了解明长城的雄伟规模。但也正是从他开始，西方人将历史上记载的秦长城与实际上存在的明长城混为一谈。克路士和拉达的著作后来成为门多萨（JuanGonzalezdeMendoza）《大中国史》的主要来源。门多萨的这部名著出版于1585年，他在书中这样记述长城：
在这个国家中有条防线或城墙，它有500里格长，始于Ochyoy城42，此城位于高山上，由西向东延伸。建造这道城墙的该国国王名叫Tzintzon43，建造此城墙的目的是为了防御鞑靼人，因为他与鞑靼人多次发生战争；这道城墙防卫着与鞑靼交界的所有边境线。但你要知道，这道城墙有400里格都是天然的岩石构成，这些岩石既高大又坚固，紧挨在一起；另100里格的城墙则跨越在这些岩石之间的空地上，这部分城墙是秦始皇命令人们用坚硬的石头筑成的，城墙的底部有7宽，高度也是7。它始于Canton省44的海边，经Paguia和Cansay，终于Susuan45。此国王为了完成这一伟大工程，在全国每三丁中抽征一人，每五丁中抽征二人。筑城的劳工们远行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尽管由最接近长城的各省提供大量的劳力），但他们后来几乎都死于筑城。
建造如此雄伟坚固的城墙，导致了整个国家都起来反对这个国王，在他统治四十年后，他被杀死了，他的一个名叫Agnitzi（二儿子？）的儿子也被杀死了。关于这个城墙的报道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所有来到菲律宾群岛、广州、澳门的中国人都这样说，因为他们亲眼见过它，所以他们说的是事实：由于它位于这个王国的最远处，所以至今为止我们中谁也没有到过那里。46
这样，在门多萨的著作中，秦长城与明长城被进一步混淆在一起，而且，由于门多萨的《大中国史》是“16世纪突出的一部‘畅销’书，……也许可以不夸张地说门多萨的书在17世纪初被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读过”47。所以，门多萨的这种混淆在欧洲人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16世纪末的利玛窦开始，欧洲人终于直接进入到中国内地，并有可能亲眼目睹长城。但是那时他们所看到的长城只能是明长城。利玛窦曾两次提到长城。他说：“中国南部以北纬19度为界，终于他们所称的海南岛，这个字即南海的意思。由此伸展至北纬42度，直达北部长城，中国人修建长城作为与鞑靼的分界，并用以防御这些民族的入侵。”他又说：“著名的长城终止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北端。这里是一片大约200平方英里的开阔地面，被阻于长城脚下的鞑靼人惯于从这里侵袭中国。”在记述17世纪初鄂本笃从印度到中国的那次著名的陆上之旅时，他还写道：“离哈密以后九天，他们就到达中国著名的长城，进抵一个叫嘉峪关的地方。”48鉴于利玛窦的此项记述所依据的是鄂本笃的随从以撒凭鄂本笃一些手稿的回忆，我们在此难以分辨称嘉峪关一带为“中国著名的长城”的是利玛窦还是鄂本笃，但这里指称的是明长城则是毫无疑问的。
由于进入了中国内地，传教士们还得以确定长城的准确位置。与利玛窦同时代的传教士庞迪我在17世纪初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告诉欧洲的会友，经他用星盘实测，北京的正确位置应在北纬40度一带。中国北方的边境距北京两个纬度，赫赫有名的长城就横亘在北纬42度一带”49。正是由于从16世纪起传到欧洲的对长城的报道不断增多，并且为传教士亲眼目睹的经历所证实，长城日渐被欧洲人视作中国所特有的事物，甚至是它的重要特征。但与此同时，在他们的认识里，历史上的秦长城与现实中的明长城渐渐混为一谈，而且成了一种定式。
秦长城与明长城之间的混同也反映在欧洲的地图学上。长城出现在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可以追溯到1561年，当时梵勒霍（BartholemeuVelho）根据欧洲所得到的关于中国的新知识，在中国与鞑靼之间标上了一道长城50。在16世纪及17世纪前期有关中国的新知识中，除了欧洲人自己所写的各类行纪、报告、书信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即流入欧洲的中文地图。不少欧洲人通过各种途径将一些当时中国所刻印的明朝地图带回欧洲51，欧洲人就是以这些中文地图为主要依据而绘制有关中国与东亚地图的，因此，在这些西文地图上所出现的长城自然就是明代的长城。例如普切斯（Samuel Purchas）所绘的中国地图就是完全以中文地图为蓝本的，他只是将图上的中文地名去掉，再根据耶稣会士提供的材料而填上西文的拼写，但图的顶端还保留着《皇明一统方舆备览》的中文字。后来在欧洲出版的中国地图上所标绘的长城也都是明长城。在1993年出版的拉赫名著《亚洲在欧洲形成中的作用》第3卷第4册中，就附有一些这样的地图，如1652年巴黎出版的达贝维叶（Nicolas Sanson dAbbeville）的亚洲地图、1662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布洛（Johan Blaeu）的亚洲地图、1655年卫匡国绘制的中国地图、1687年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所附的中国地图、1670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基旭尔（Athanasius Kircher）《中国图说》一书中的中国地图，以及1666年巴黎出版的纽霍芬（Johann Nieuhof）访华报告所附的中国地图，等等52。
16、17世纪的欧洲强国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等，英国还比较落后。当时英国关于中国的种种知识主要是从这些大陆国家获得的，其中包括那种将明长城与秦长城混为一谈的长城观。18世纪，英国兴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英国首次向中国派出了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外交使团，于是英国人第一次亲眼见到了中国长城。使团的主要成员回国后纷纷介绍自己所见到的长城，随行的一位画家亚历山大（W.Alexander）还画下了一幅长城的雕版画。马戛尔尼使团对英国公众进一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长城，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里且不说有关著作在英国的出版与流传，我们只要看看亚历山大那幅长城画的影响，就可以管窥到这一点。亚历山大的这幅画作于1793年，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1841年，阿隆（T.Allom）所画的长城图，其总体背景竟然与它完全一样，只是将画面上作为陪衬的人物换了一下而已53。
但是，也正是这个马戛尔尼使团进一步混淆了明长城与秦汉长城。安德逊在其《英使访华录》一书中写道：“一位官员告诉我，当我们一起在城墙上行走时说：根据他的国家的历史所载，长城是在二千年前建筑完成的；那就早在耶稣纪元前好几个世纪了。”54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写得更多：“这条防线的最初建筑年代无从查考，但它的建成年代在历史上则是信而有征的。这个时候，相当于西历纪元前三百年代。从这个时候起，中华帝国历代相沿下来，当中没有任何空白。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没有中国那样注意历史材料，也没有中国学者那样认真地把历史当作一门专业来研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到这个牵涉到千百万人所造的长城的历史年代的可靠性。”55初读起来，这样的报道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它仍隐含着对读者的误导，使读者以为他们所描述的明长城就是秦汉长城的沿存，有如前面已引述的拉达和门多萨的记述那样。现在我们发现，这种误导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似乎深深地扎根在一些人的心中。
在这里，我们也想说一说斯当东分析马可·波罗未提长城的事。当时的问题是，由于马可·波罗未提长城，一位意大利作家竟怀疑当马可·波罗来华时，“是否有这条长城”。斯当东论说，“这一事件绝不能抵消这么多证明它的存在的信而有征的文件”。同时，他指出，马可·波罗也可能“把长城遗漏掉”。他根据被发现的马可·波罗到中国的路线图，说明“他事实上并没有穿行长城线”56。可惜的是，斯当东所据的路线图本身并不可靠，因而他的结论也就难以成立。事实上，情况要复杂得多，但斯当东想到用马可·波罗来华路线与长城的关系来探究他是否经过长城，这倒是一条值得称道的思路。有趣的是，现在的否定方向倒了过来，长城是无可置疑的了，那么，马可·波罗关于长城，他是否到过中国就值得怀疑了。我们的答疑已如上述。现在我们颇想问问，坚持提出这种疑问的人是否实际上对中国长城建筑的历史还缺乏了解，同时是否受大航海以来从拉达、门多萨到安德逊、斯当东诸人的误导的影响实在太深了。在我们看来，吴芳思在其著作的附图上仍然画着明长城，正是这种影响的一个明证。
四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要他们将实际上看到的明长城与历史上的秦汉长城区别开来，是一种苛刻的要求，即使是一般的中国人也并不是人人都清楚这种区别的。吴芳思就不同了，她是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她理当通过自己的研究将这种区别告诉给读者。事实上，她对这种区别是有所了解的。她在书中写到，秦汉以后迄于元代，中国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大规模地去修建长城；但她还是坚持说，“我的感觉是，尽管没有重大的建造或修缮长城的活动，在13世纪定会残留着许多夯土城墙；而如果从西部进入中国，就不大可能会对这些城墙不加注意”57。而且她正是凭着这种感觉来大谈马可·波罗关于长城的“漏写”问题。吴芳思的这种做法无疑会进一步误导读者。我们现在已经在她为其书中文版所作的跋文中读到，“英文版出版后读者的评论大都围绕马可·波罗的书有漏写这个问题”58。显而易见，如果人们在研究马可·波罗的时候竟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谓“漏写”问题上，那么这项研究还能取得多少学术性进展呢？
关于吴芳思的这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正如它的中译者所说的那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持类似的学者的论点的综合，书中并没有作者本人很多独创的新见解”59。其实，通观国内外学术界的马可·波罗研究史，怀疑论者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主要论据也就是两点：一是在元代的中文文献中找不到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欧洲人，二是马可·波罗漏写了若干中国所特有的事物。
怀疑论者的第一个论据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一方面，并非所有来华的外国人都会被载入中文文献，例如吴芳思说中世纪“越过中亚”的传教士“多如牛毛”（nosetotail），但在中文史料中能找出几个人的姓名呢？另一方面，来华的外国人即使被载入某一中文文献，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它可能已经佚失。马可·波罗的名字不见于存世的中文文献，是否即可确证他并未到过中国？在这个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的时候，某些学者的大前提是中文文献十分丰富，而且记载详细，马可·波罗这样一个有名的人物，一定会被记录下来，不会漏记。可是这个大前提是否可以成立呢？
诚然，中国的历史学非常发达，中文文献的丰富与连贯是无与伦比的。但这不等于说，中国的历史文献一定会记下任何事情和人物，而且一个不漏地流传下来。蒙元时，入华的外国人很多，其中包括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欧、西欧和北非的各种人士，但是在元代文献中，留下名字的实在是太少了，马可·波罗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情况。例如，吴芳思提到的鄂多立克，他的游记的确比马可·波罗多记了缠足与鸬鹚捕鱼，看来，吴氏是首肯他到过中国了；可是他的大名在中文文献中也是找不到的。还可以举出一批欧洲人士，他们元时来华在西文文献中可谓有据，但他们的名字同样在中文文献中查不出来。
我们都知道，元代的中文文献保存下来的实在很有限。例如，在明初编成《元史》以后，元代的历朝实录佚失无存，更不用说各种档案资料了。这样，即使马可·波罗的名字曾经被记载下来，在文献大量佚失的情况下，他的名字也可能消失。正是在其他学者从中文文献中确实找不到马可·波罗名字的时候，杨志玖教授发现了一条史料，据此可以证明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60。但杨教授从“站赤”中发现的这条珍贵的史料，现在也已只见于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的残本之中，如果当年英法联军将《永乐大典》毁灭得更加彻底，那么，今天谁还能发现它呢？
为了说明这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再举一个中英关系史上的显例。1792—1793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是双方都有文献记录的。但是如果单凭中文文献，使团中的一些扈从人员的名字便找不出来。例如，上文提到的亚历山大，他是一位画家，访华时绘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画，其作品与声名一直流传至今。可是亚历山大这个名字，如今遍查有关的中文文献，包括大量档案资料，却无一见。不仅是这一位亚历山大，即使是其它一些使团成员的名字，如果没有迄今保存的军机处档案和内务府档案，单凭《清实录》和《东华录》，也不可能找到。《清实录》记有关马戛尔尼使团之事，共57处，但提到名字的只有两处，一处记“正使吗嘎尔呢、副使嘶当东”，另一处记“使臣吗嘎尔呢等”。而《东华录》则只有一处提到“吗嘎尔呢”。《清史稿》也只有三处存下了“吗戛尔尼”的名字。如果上述清代档案和《清实录》不存，那么，连斯当东副使这样重要的使团成员在中文文献中也就找不到了61。这样的话，也许有的研究者同样会由于这种“漏记”而否定他到过中国了。
也许是由于怀疑论者多少意识到他们的第一个论据缺乏说服力，所以他们更喜欢在第二个论据上大加发挥，即吴芳思所说的“漏写”问题。对此，我们在《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一文中曾经说过：“从研究方法而言，这样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对于古代旅行家留下的游记，宜从总体上探讨它的真实性，特别需注意他与前人及同时代人相比，是否正面提供了可以印证的新资料。以这样的标尺来衡量，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可·波罗研究已经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描述从总体上看是真实的。反之，如果只要指出某部游记没有记载某些内容，就否定它的真实性，那就几乎可以否定全部游记，但这只能是对历史的一种苛求，缺乏逻辑的说服力。”
怀疑论者因为在马可·波罗的著作中找不到一些中国特有的事物而否定他到过中国，如果根据这种逻辑进行推论，那么，人类的许多重大历史活动都可能被宣布是不存在的。正如玉尔早已指出的那样，在巴塞罗那的档案中找不到欢迎哥伦布入城的记载，在葡萄牙的档案中没有关于亚美利哥为国王而远航的文件62，我们难道可以据此而否定这两个人到过美洲吗？
当怀疑论者以上述逻辑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时，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这就是：马可·波罗固然“漏写”了一些中国的事物，但与这些事物相比，书中更多的则是对中国的正确描述。如果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那么，怀疑论者就必然会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如何合理地解释马可·波罗著作中关于中国的大量记述的正确性，特别是那些具体细节的正确性。对此，怀疑论者很少有人给予正面讨论，只有福赫伯提出过马可·波罗游记可能是从某个波斯文导游手册中抄来的。但这里的关键是，迄今为止，谁也没有发现过这样一本导游手册。所以，福赫伯本人又回过来说，在确证马可·波罗书有关的章节是采自其它（可能是波斯的）资料以前，必须假定和推测他毕竟是在那里。我们感到，福赫伯是在认真地探讨有关的课题。
据说马可·波罗临死前，有人要他声明他在书中所说的都是些无稽之谈，但马可·波罗却回答：我所说出来的还不到我所见到的一半。长期以来，许多人都用马可·波罗的这句临终遗言来解释马可·波罗为什么没有提到那些所谓“漏写”的事物，也就是说，马可·波罗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一切说出来63。也许，就有些中国事物而言，马可·波罗确实看到了但没有来得及告诉世人。但是，另有一类中国事物，马可·波罗或者根本就看不到，或者即使看到了也不会留下特殊的印象。我们以为，怀疑论者所列举的那些“漏写”的事物，大都属于这一类。例如，关于茶的问题，我们早已说过，迄止13世纪70年代，并无资料证明蒙古人与回回人已普遍饮茶，即使到了90年代初，也很难说蒙古人与回回人已饮茶成风，长期生活在蒙古人与回回人中间的马可·波罗自然就不一定能得到茶的信息，或者将饮茶当做中国特有的重要事物。这样，他在书中没有记茶也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
我们认为，要说明为什么马可·波罗会“漏写”一些关于中国的事物，首先就必须考察这些事物在当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是什么样子的；它们当时是不是已成为中国的重要标志，是不是必然会引起外来旅行者的特别注意。只有在进行这样的考察和研究之后，才能合理解决所谓“漏写”问题。
最后，我们再稍微谈一下怀疑论者颇感兴趣的另一个“漏写”的事物，即女子缠足。吴芳思说：“在这些争论中，最奇怪的一点是，马可·波罗没有记述缠足，因为这几乎是后来的旅行者首先看得入迷的习俗。”64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不可能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好在吴芳思自己的这句话已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后来的”这一定语正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对于缠足，西方“后来的旅行者首先看得入迷”，但马可·波罗是否就一定能见到这种习俗呢？吴芳思不仅不能证明马可·波罗时代缠足已成为普遍流行的习俗，相反，她已经意识到“在波罗氏一行正在中国的蒙元时期，缠足之风没有广泛流行，外国旅行者有可能见不到那些不能走远路的缠足妇女”，“妇女居家不出户使马可·波罗看不到几个汉族上层妇女”65。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吴芳思并没有深究下去，而是将它轻易地回避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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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I，book1，p.36，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
2.黄时鉴：《略谈马可波罗书的抄本与刊本》，《学林漫录》第8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3.国内如杨志玖的《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马可波罗与中国》（《环球》1982年第10期）（以上二文均收入杨志玖所著《元史三论》中，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收入余士雄主编《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黄时鉴的《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4.弗朗西丝·伍德（吴芳思）著，洪允息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为便于读者查核，本文引用此书时，尽量用中译本，只是在译文不同的情况下，注用英文本。
5.《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132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00页。
7.《史记·蒙恬列传》。
8.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6页。
9.罗哲文：《长城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10.《通典》卷一七八《州郡·古冀州上》。
11.贾洲杰：《金代长城》，载《中国长城遗址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参见王国维《金界壕考》，载《观堂集林》第三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
12.朱■：《万里长城修建的沿革》，《历史教学》1955年12月号。
13.“Marco Polo”，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5thed.，1988，Vol.9，pp.571—573.
14.《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15.学者们对于马可·波罗从宁夏到天德军的具体路线，目前还有不同的说法。玉尔认为，马可·波罗从宁夏沿黄河北上而达天德，伯希和则认为马可·波罗应当是从陆路经榆林而至天德。参见P.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Paris，1963，p.850.
16.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0期。
17.吴骧：《玉门关与玉门关侯》，《文物》1981年第10期。
18.《敦煌录》残卷（斯5448号），见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19.《沙州城土境》（伯2691号），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20.敦煌文书，伯2005号。参见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第132页；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5页。
21.如《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说：“玄盛乃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
22.敦煌文书，伯3929号。参见郑炳林《郭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38页。
23.《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三》。
24.成大林：《阳关之谜》，《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
25.大岛立子：《元代的敦煌》（上、下）《民族译丛》1984年第2、3期。
26.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页。
27.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第二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8.张德辉：《纪行》，《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29.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
30.郝经：《陵川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
31.郝经：《陵川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
32.郝经：《陵川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
33.郝经：《陵川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
34.《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上京道中杂诗》。
35.《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332页。
36.12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页。
37.Juan Gonzalez de Mendoza，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 reof，edited by Sir George T.Staunton，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H.Major，London，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reprinted in Peking，1940，pp.xliv—xlv。
38.C.R.Boxer，Joao de Barros，Portuguese Humanist and Historian of Asia，New Delhi，1981，pp.106－107.一般认为，巴洛斯是第一位记述长城的欧洲人，但我们发现上文提到的那位匿名传教士更早一些，可惜他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
39.D.F.Lach，Asia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I，p.739，Chicago and London，1965.
40.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49、60页。
41.《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87页。
42.英译者注Ochyoy即陕西的Ho－chow。明长城西起嘉峪关，当时隶陕西肃州。Ho－chow的中文地名，吴孟雪作“河州”，见其《明清欧人对中国舆地的研究（二）》，载《文史知识》1994年第2期。但河州位于明长城以南，并不在长城线上，故Ochyoy所指何地，尚待考证。
43.拉达的原著记长城为Cincio所筑。Tzintzon与Cincio当指秦始皇，或即“秦始皇”的对音异写。吴孟雪将Tzintzon译为“嬴政”，见《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44.在大航海以来的西文文献中，Canton一般指称广州，但此处的Canton当指“关东”。参见下揭门多萨书英译本第28页注2。
45.Paguia，当指北直隶，参见下揭门多萨书英译本，第22页注1。Cansay和Susuan，门多萨英译本和博克舍书均认为是江西和四川，但此处用以记述长城，显然不妥，有待继续研究。
46.J.G.de Mendoza，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 reof，pp.28—29。
47.《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页。
48.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559、558页。
49.庞迪我：《一些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纪实以及他们在这一国度看到的特殊情况与该国固有的引人注目的事物》，塞维利亚1605年版，第56页。转引自张铠《16世纪欧洲的中国观——门多萨及其〈大中华帝国史〉》，载黄时鉴主编《东西文化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0.D.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I，book1，p.224；book2，p.817.
51.李孝聪：《欧洲所藏部分中文古地图的调查与研究》，《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2.D.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book4，图版284—292。
53.James Orange，The Chater Collection：Pictures Relating to China，Hongkong，Macao，1665—1860，London，1924，Section，No.10；Section，No.4.
54.爱尼斯·安德逊著，费振东译《英使访华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9页。
55.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42—343页。
56.《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44页。
57.F.Wood，Did Marco Polo Goto China? p.101。
58.《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202页。
59.《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4页。
60.《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记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年12月重庆。收入杨志玖著《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1.上段与本段的文献资料，请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呢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62.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translated and edited，with notes，by Colonel Sir Henry Yule，Revised by Henri Cordier，London，1926，pp.110—111。
63.Nigel Cameron，Barbarians and Mandari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63,65。
64.《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99页。
65.《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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