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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历史1997年第3期 孔令铜
一、引论
在人类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文明古国，各自都留下了其称奇于世的文化遗产。但是无论哪一个古国，都不曾有过像长城这样汇纳岁月风尘、面向博大精深未来的巨型信息载体。长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军事的，但深层原因却是经济的和文化的。考古科研表明，长城内外诸民族有共同的原始文化之根。鄂尔多斯高原就有类似仰韶和龙山文化的农业文明遗址发现，从那里出土的青铜器足以证明其先民早期的辉煌。这是否就意味着塞外民族的某些部分，是因为环境气候的变化，迫于生存发展的需要，才逐步从农业或农牧混合的经济形态中分离出来，而成为马背民族的呢？从这样的思路探究长城的底蕴，似乎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生存空间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不仅划出了两种类型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形态，也带来了社会发展时序上的不平衡：一方控弦纵马飘忽不定，以游牧劫掠为生存手段，在布帛菽粟取给上对农业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一方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苦恋着土地与固定的农园，祈盼着丰收与安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磨擦与搡撞，兄弟阋墙，兵戈相向，所以说长城的应运而生有它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就中原民族可供选择的抗御策略而言，“万里袭取”也绝非上策。茫茫荒原无所依托，少发则兵力不足，难有所获，多发则补给困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汉武帝、明成祖都有过如此苦涩的体验。而修筑长城据险省戍，则可收到以常备防突袭、以步兵御骑兵、先处战地以逸待劳的功效。故而长城之兴是中原政权的统治者权衡利弊、掂量了战争效费比之后的明智选择；同时也是“务静方内不求辟土，中国既安四夷皆服”之传统政治文化心理的物质体现。长城犹如一座巍巍丰碑，一部煌煌青史，镌刻着古老文明的发生发展，封建王朝的更迭兴衰，中华民族的磨合交融以及精英人物的奇思伟想。如果跨越时空对长城进行一番战略思考，便有了一把打开中国历史之门的钥匙，获得了一种高瞻未来的大视野。
二、长城的历史作用
1、长城为中国军事科学的进步准备了智慧基石
长城，作为军事筑城，是我国古代各民族统治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组织防御的产物。长城从放大了的城堡到最终成为烽堠相望、绵亘谨严、敌台林立、纵深梯次的巨大防御体系，是两千多年十数个朝代无数先贤才智的积淀。许多深邃的军事思想由此脱颖而出，为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的形成提供了参照，准备了基石。
周幽王欲博褒妃一笑，不惜拿军国大事开玩笑，烽火戏诸侯，这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故事，说明在很早以前，古人已经建立了调兵遣将的预警系统。烽堠又称烽火台，是警戒和传递军情的工程设施，长城防御的组成部分。它的设置比较灵活，有的直接建于城墙之上，有的则独立地构筑在长城内外，有的又将几个成犄角配置，构成烽堠群。但不管建在什么地方，烽堠间都必须要有可通视性，遇有敌情，白昼施烟，夜暗举火，以可见光为载体传递信息，实际上是一套情报保障体系。这在通信手段十分落后的时代，是很具独创性的。其情报传递速度之快，与“马拉松”那种靠人奔跑告捷的方式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有了这套设施，信息流的输入输出成为可能，上层对末端的控驭，决策层对边境情况的掌握以及夺取先机的处置等等，即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才有了基本的物质手段和前提。显然，这对于我国古代战争的组织、军队的结构分工以及战略概念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
长城的建筑特点是因地形用险制塞，它是用人工筑城的办法对既有战场进行改造与加强。在山地，则踞于峰峦之脊；在平原则扼于要冲之处。长城对制高点的控制，对隘路山口的控制，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也完全是高水平的。长城大抵是以口设关，着眼于控制敌人的主要进攻走廊，同时依托关城，伸出两翼，扼守制高点，瞰制一定的防御地幅，形成点线结合、互为依傍的筑城体系。如山海关长城、居庸关长城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长城是天然阵地与人工设防的巧妙结合，追求襟带岩峦，表里形胜。明代戚继光督修之金山岭长城，在控制战场和增大防御弹性方面，就想了很多方法：每座敌楼的战台和类似瓮城的挡马墙使敌人很难接近，与东西走向之长城主体同样坚固的支墙伸向当面浅近纵深，支墙左右两翼可瞰制前沿的制高点上还筑有独立的了望墩台。这样，便构成了前哨要点、斜切阵地和主阵地有机联系的筑城体系。敌若来攻，防御者不但可利用支墙机动兵力兵器提前接应，一旦进攻者楔入，还可组织倒打火力，使之腹背受敌。不要小看了这一道支墙，它足使长城脱出一线式防御的被动。它的出现，比被恩格斯称道为开辟了筑城新纪元的蒙塔郎贝尔的堡垒体系，要早两个多世纪！蒙塔郎贝尔是法国人，他的堡垒体系就是在某一大要塞周围的制高点上，修建一列或两列小堡垒。这些堡垒在外形上看是孤立的，但可用火力互相支援，而且可以为大规模出击创造有利条件，使敌人的锋芒不至于很快就危及要塞本身。这里还只是主阵地与外围要点之间火力的衔接与联系，还没有构筑直接用于机动兵力兵器的联络阵地。恩格斯当年若能领略金山岭长城的风采，那么他对蒙塔郎贝尔的称道难说不打几分折扣。
长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边防设施，或者是有险可守的第一道防御阵地，然而古人在设计长城体系时，又不仅仅满足于边防的稳固，而是从整个国家的战略形势来考虑问题的。长城是当时战略方针的物质体现，它针对了主要的敌人，控制了所欲的战场，突出了主要防御方向。汉时为了拱卫长安，派苏建率兵10万依蒙恬旧规模置郡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列障戍于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又开河西五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金城），隔绝羌与匈奴的联系，故而关中可以无患。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先于长城要害之处设沃野、怀朔、抚冥、武川、柔玄、怀荒（俱在今内蒙古及河北坝上地区）等六重镇，继尔征发百姓10万，筑“畿上塞围”，东起上谷（今北京延庆附近），西至于河（黄河），从而形成了对平城的拱卫之势。明代长城体系最称完善，大体沿长城一线划为九个防区，是谓“九边”；“九边”之前，设置了大宁（宁城）、开平（多伦）、东胜（托克托）三卫；并且分别以居庸、紫荆、倒马“内三关”和雁门、宁武、偏关“外三关”为枢纽，构成两道长城防线。占燕山、军都山、太行山以及恒山、管涔山、吕梁山之地利，加大了防御纵深，瞰制了主要歼敌战场。这种防御布势，不仅着眼于敌人从正面（蓟州、宣府、大同）进攻，而且考虑了敌人取陕、晋组织战略迂回的可能，是比较缜密的。京师核心防御的组织，充分体现了环形防御的思想。主要防御方向居庸关的外镇在八达岭，再往北有岔道城，而南口堡则既是接应前出的据点，亦是防敌侧背包抄的对外正面。京东方向，则针对通州北塞篱村至怀柔苏家口间地形平漫的不利情况，密筑敌台，界之以墙，使京师有重关之险。如上，以长城为主要阵线而组织的国土战略防御，包含着许多成熟的设防思想，不愧为关乎封疆形势和社稷安危的大手笔。
2、长城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过安全保障
长城的外在形态是军事对峙，长城的本质却是对国家利益的守护。游牧民族的掳掠，给农耕地区的人民造成许多灾难和痛苦，自然也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诗经》中所谓“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大概就是农耕民族筑城以自卫的源头。公元前215年，秦王朝收复匈奴盘踞多年的河套地区，在连贯原秦、赵、燕所筑长城的同时，因河为塞，建筑44座县城，并把内地人口迁移到这一地区屯垦戍边，乃有贾谊所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格局。西汉王朝在取得河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的胜利之后，向西把烽燧、亭障从酒泉伸展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向北则把“塞外列城”修到了居延海。这样一来，就控制了祁连山和焉支山，打通了河西走廊，从而比较彻底地解除了匈奴威胁。之后，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塞下，为汉守边，则开了匈奴政权接受中原政权领导的先河。兹后六、七十年间，北部边城晏闭，牛马布野。长城作为一种势力范围的标志，显示着某种战略优势，构成了一种对敌人的潜在威慑。汉王朝在威慑所及的地区，设屯戍守卫，组织大规模移民垦殖，迁徙安置降众，逐渐拓展中原先进的耕作制度与生产方式，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渗透。长城非但没有割裂各民族间的联系，反倒是因为有了长城及其戍守军人的管理监护，才更加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有序交往与文化趋同。因为不少朝代都注重把依附而来的游牧民族，安置于长城内外的边境郡县，这就使他们更有机会接近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与文化传统，同时也为边境口岸的双向贸易提供了市场。如今沿长城一线不少称为“口”的城镇，都是基于边境贸易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山西民歌中的“走西口”，也是指到长城以北（即口外）去贩牲口，做生意。如万历年间，俺答部归顺明朝，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在偏关水泉营长城外和大同、张家口三个地方，开互市市场，供人和汉人相互贸易。“城头旆影晴朝见，柝里秋声静夜闻”。长城内外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这一带边境20多年不起狼烟。
3、长城对祖国疆域的形成与巩固做出过积极贡献
疆域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许多代人的生息繁衍，开发建设，最终才能以一种文化传统的形态表现出来。然而作为疆域开拓的第一步，则是以军事占领与控制的形态表现的。因为有了需要派军队戍守的边防设施，因为需要戍边将士的长期生存组织有效保障，所以军事占领必将与屯垦、移民等举措相联系，而当越来越多的移民与那一方水土相亲和，经济文化存在取代了孤立的军事存在的时候，疆域的概念也就初步形成。长城固然不是国界，但是长城以及依托长城伸展开来的各种军事筑城，却具备控驭国土的辐射功能。西汉长城伸入西域，整个河西走廊才实际归入国家的版图。东汉时由于西羌变乱，朝中有人为缩短战线，集中军力，几次想割舍河西，都被有识之士据理谏止。这一方面说明古人早就有强烈的国土意识；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了那些军事筑城的支撑，避免金瓯之缺才不会成为空谈。唐代虽然没有花大气力重修前代长城，却利用这些设施，大大推进了自己的部署。安西都护府所辖之碎叶城，已是如今吉尔吉斯之地。唐朔方大总管还在黄河以北、阴山以南修筑三座受降城，三城相距“各四百里”，并置“烽堠千八百所”，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大漠以南地区的控制与管理。金代为防御蒙古的进攻，花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东起嫩江左岸的莫力达瓦旗，沿大兴安岭、内蒙古大青山，直达河套西曲之北，修筑了一道长三千余公里，壕堑和边堡相结合的军事防御工程，人称“金界壕”。至今，满洲里以北到蒙古国境内，仍有金界壕的遗址。不管这道军事筑城在当时是否起到过防御作用，其作为中华民族版图控制的历史实证，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三、长城的功过是非
1、关于长城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 中国的军事筑城史大约从夏启时代开始（湖南常德地区发现的带有护城河的城头山古城，据说有六千年历史）。在冷兵器和生物动力的时代，筑城自卫是卓有成效的生存手段。这一点，世界各民族大致是差不多的。那么，为什么惟独中国会有这样一道绵亘万里、夸耀古今的巨大防御工程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农耕文明发生得太早，也成熟太早，而古代生活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又把掠夺视为“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于是便导致了中原统治者捐巨资以筑长城经久不衰的势头。或许有人要问：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朝代威震殊域，开边略地，强盛一时，为什么游牧民族不筑城自卫，反倒是强国把自己给圈起来呢？这一来是因为大漠险阻，生存条件极差，刚好可以作为他们与中原抗衡的天然屏障；二来他们逐水草而生活，没有固定的家园，“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也无须小心翼翼地防备什么。相形之下，土地肥美、人口稠密、多有名都大邑等固定目标的中原，反而没有什么好办法对付他们的袭扰，不得以才想出这么一个“投入”与“产出”极不匹配的防御对策，这也不是以哪一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防御和进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保守和开放。“防御无非是可以更有把握地战胜敌人的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克劳塞维茨这样经典地概括过防御的优点。而且，明确畛域，守护社稷，追求“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当然这样一来，就有可能限制自己的眼界，某种程度上阻滞两种经济的互补，乃至造成一定时期的民族隔阂与仇恨。长城有时会突然地拐一个弯儿，那是与水源的控制有关。长城在建筑时每每把甜水圈在城内，而把不能饮用的苦水留在城外。这样做从戍守与生存意义上讲当然是必要的，但从睦邻意义上讲就有失大度。生产方式决定战争方式：使长城一次次失去防御功能的，是游牧民族的马蹄，而使残缺的长城一次次重新站立起来的，是农耕民族勤劳的双手！
2、关于长城的潜在功能与显现功能
防御从总体上来讲是被动的。战争是敌我双方的活力对抗，防御者希望自己重点设防的阵地恰恰正对敌人的进攻锋芒，进攻者则企图避亢捣虚，打在敌人设防的薄弱部位。尽管长城防御已经充分考虑了“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的战场史背景，毕竟不能确保所有的锁钥部位都固若金汤。马背民族多次跨越长城而南下中原，是不是就可以证明长城从来没有起到过防御作用呢？不可简单地作答，长城是据险制塞，它总比没有任何设防工程的原始阵地更利防守。至于说千百年来，某些段落的长城基本没有派上用场，恰恰说明那些方向使来犯者视为畏途。特别是有些长城重点经营的战略枢纽，敌人几乎是未曾越雷池一步。如山海关，“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是后金和满清从东北进入华北的咽喉，明朝后期，倾力经略，形成了纵深梯次的设防部署，大清的开创者努尔哈赤损兵折将，至死也没有突破山海关。皇太极上台后，也几无建树，后来他从血的教训中悟出：“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可也。”他后来假道蒙古迂回，从设防比较薄弱的洪山口取道遵化入关，占领了中原的一些城邑，然终因有山海关挠其后路，仅俘掠而去。一直到吴三桂降清，他们也未能涉足山海关门。这怎么能够说，长城从来没有起到过防御作用呢？有些论者也嘲笑过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修筑的海防长城。但是他们总该承认：南澳岛、台州等一系列平倭战争的胜利以及半个世纪的海波平静，都得益于这些海防筑城的巍然挺立，不可动摇。
3、关于利用长城与依赖长城
任何军事筑城都不是万能的，要想把长城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需要正确的战争指导。《读史方舆纪要》的作者顾祖禹指出：“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娄之丘”，“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故设险以得人为本，保险以智计为先”。李牧守雁门，持重待机，终获大胜。而赵王为谗言所惑，一度易将，便屡有败迹，烽烟不断。明代的长城修得蔚为壮观，却偏偏发生了连皇帝都被人家捉了去的“土木之变”。为什么呢？主要是随处分兵，过分地依赖长城，而忘了从机动中汲取力量。是时，瓦剌攻大同，兵氛正恶，全然不懂军事的太监王振挟持英宗“亲征”，然而当50万明军浩浩荡荡地开到前线，尚未稳定战局便又仓皇班师，结果被敌追踪包围于土木堡，全军覆没，死伤无算，英宗朱祁镇也被掳往塞外。倘若当时这50万大军不去作徒劳无益的远征，而是在大同、宣府或者宣府、居庸之间的有利战场隐蔽待机，利用内外长城形成关门打狗之势，纵不能全歼来犯之敌，也足以赢得从容。当时有人看到这种消极防御的危害，提出“把守之兵不可废，而策应之兵犹不可缺也”，主张利用长城设防，减少守备兵力，而于沿边要害东西适中之处配置机动力量，或遏其冲，或邀其惰，阻敌长驱直入。可惜的是，明朝的统治者缺乏慧眼，未能从分兵把口的迷误中自拔。“但得辕门能拜将，边墙何用两三重？”而对于一个靠奸佞去左右战争形势、只知道自毁“长城”的王朝来说，再坚固的军事筑城又如何能挽救它的覆亡？
4、关于国防投入的必要性与民众负担的可能性
万里长城的入海处，除了有保存尚好的“天下第一关”，还有游人如织的姜女庙。孟姜女是一个演义出来的人物，不管她是忠贞爱情的象征，还是反对战争的化身，总之她哭倒过长城。姜女庙正殿的楹联拿她和秦始皇作比：“秦王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横批是“万古流芳”。这就涉及到长城的功过是非了。秦始皇该不该修长城？有没有比修长城更节省民力的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不能超越时代，今人也不可能替代古人去改写历史。秦始皇既然是一个大一统帝国的主宰，他当然有理由去巩固自己的社稷江山，要求自己的臣民承担一定的国防费用或者劳役，似也无可非议。从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为了对付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我们也曾惊天动地的“深挖洞”。论其规模，也够得上一个地下的万里长城，难道能够说它没有发生战争效益，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浪费或滥用民力吗？同样，美国用于战略性防御计划（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的开销也大得惊人，除了偶尔在国会上冒出一些不谐合音之外，也没有成为什么过不去的大问题。这至少说明，不论古今中外，国防投入还是必要的，问题是要掌握一个合适的度。评说长城功罪，应该站到国防意识的高度。
四、余论
长城留给后人的思索，远远超过它本身的长度。长城自出现以来，从时间上讲，各代之间互有因袭借重；从空间上讲，大体保持着固定的防御方向；而组织兴筑长城的统治者，不仅有秦皇汉武，也包括了不少入主中原皈依农业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的代表人物。故而长城的存继有它殊途同归的根据，或者说有其长期的合理性。若干年前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很是冒出了一些对长城的微词，说它代表着一种封闭与落后。但是，谁也抹煞不了某些历史的基本常识。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时，长城就是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洲文化交汇的纽带。莫高窟壁画至今还保留着当时中西大道驼铃叮咚、车马喧嚣、驿站如珠、客旅接踵那种繁荣景象的艺术定格。这就是历史，历史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用不着去作如果怎样便可能怎样的推想。而且今天我们分享、评价和运用长城信息，主要也不是为了打笔墨官司，而是要找到一种沟通古今再造未来的力量和信心。
世事沧桑，长城历史上既有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成为过去。但长城两千年悲壮的歌哭，十万里艰辛的攀援，却最终陶铸成一种大气若虹的民族精神。“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义勇军进行曲》的世代传唱及其被法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肯定了长城作为我们民族肝胆与骨气象征的人文价值。中国政府把《万里长城》的精美挂毯赠送给联合国大厦，也寄托着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情怀。十多年前邓小平“修我长城，爱我中华”的题词，更赋予长城以新的时代意义，唤起了海内外赤子振兴中华的巨大热情。
长城代表着中国的精英文化。它既有浓烈的民族特性，又深深植根于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共性厚土之中。许多热爱东方文化的外国友好人士与科学工作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跋涉于高山大漠，用他们的照像机、摄像机采撷长城令人扼腕的壮美辉煌，并把自己的感受介绍给自己国家的人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啧啧赞叹：“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造得出这样一座伟大的长城！”英国前首相希思则以艺术家的气质相见恨晚地感慨：“中国的过去与它的将来一样具有魅力……抵达长城时，我觉得它比我以前从照片、刺绣和绘画上见到的更壮观！”而著名乐队指挥小林征二看了长城竟潸然泪下，表现了对军国主义当初亵渎圣洁、践踏文明的不可思议：“这样一个有伟大文化的民族，为什么日本要侵略它？！”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长城有一种因时间的流逝而增值的文化内涵。它所经历的磨难，所熬过的岁月，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判断，足以唤醒良知，折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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